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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動態|莫言、陳彥、劉恒、何冀平、萬方講述作家與劇院的故事

2022-07-07


《中國藝術報》2022年7月6日第5版版面圖

 

尊重與感恩

——北京人藝建院70周年學術論壇
探討“作家與劇院”

 

一部戲要長期演下去,好劇本是核心。一部戲能超越時代、成為經典,正因為觀劇感受如看身邊事、身邊人。“有共鳴,有所悟。這是一部戲能長期演下去的關鍵所在。”1987年,當時十分年輕的何冀平開始動筆寫劇本,北京人藝的劇本組有著極為寬松的創作氛圍,劇院不給劇作家任何壓力,特別是時間上的限制,何冀平用3年時間為北京人藝寫出了《天下第一樓》。至今,何冀平都很懷念北京人藝的創作環境,離開劇院后,再也沒有那種寬容了,“人藝給了編劇最為看重的一點:‘尊重’,不論多高的職位、多大的演員,都稱呼我們‘作家’,改一句臺詞,也必要過問編劇。”《天下第一樓》演了30多年,至今仍只字不改。
 

“作家與劇院”紀念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建院70周年學術論壇  李春光  攝

 
不久前,在北京國際戲劇中心·曹禺劇場舉行了紀念北京人藝建院70周年學術論壇。其中的一個主題——“作家與劇院”便特別邀請作家、劇作家陳彥、莫言、劉恒、郭啟宏、何冀平、萬方等在線下、線上暢談感悟。于是之在《天下第一樓》公演后寫過一篇《賀何冀平》,他在文中說:“感謝劇作家,這些用筆支撐著劇院的人。”本版特別呈現和講述作家與劇院發生的故事,以及從這些故事中感悟到的尊重與感恩。
 

要用后半生的時間
努力完成從小說家

到劇作家的轉變

 

莫 言

中國作協副主席、著名作家

 

  這兩天,一直關注著北京人藝70周年院慶的一系列活動,尤其看到70周年院慶日當天的《茶館》直播活動有5000萬人收看、參與,令人十分震撼。這說明話劇的觀眾和喜愛者數量越來越多,也說明北京人藝在全國的話劇愛好者、戲劇愛好者,以及文學愛好者、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作為一個跟北京人藝有過合作關系的寫作者,我感到與有榮焉。

 

  北京人藝建院70周年來,為國家、人民奉獻了無數的好戲,可以說是好戲連臺。北京人藝的劇作一直熱切關注著我們國家的發展和現實生活,與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勞動、生活密切相關,與人民的情感緊密相連,說出了老百姓想說沒有說出的話,表演出了老百姓想表演沒有表演的姿態,這些豐功偉績歷歷在目,所有中國話劇愛好者心里都對北京人藝有一個高度評價。

 

  我對話劇雖然是門外漢,但是一直是近乎癡迷的熱愛者,我曾經說過,50多年前,當我初次通過《李白》學習寫作的時候,我寫的不是小說,而是一部話劇,當然這部話劇后來也沒有上演,原稿因為我羞于再見到它,也就把它扔到火爐焚毀了,現在看也是遺憾,沒準現在還有一定的價值,可能再上演。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初期,我之所以用話劇開啟自己學習寫作的道路,是因為觀看了話劇《于無聲處》,以及從部隊圖書館閱讀到的郭沫若先生、曹禺先生的劇本,還有莎士比亞的劇本,使我對話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感覺到話劇是說話的藝術,也是語言的藝術,這個跟文化水平高低并沒有太直接的關系,因為在我的鄉村生活經驗當中,很多妙語連珠、出口成章的人,實際上并沒有上過多少學,有的甚至還是文盲,所以村子里最會說話的人往往是沒有讀過書的人,這不由得讓我產生一種思索——就是人的語言首先是跟生活經驗密切相關,未必先跟文字建立某種關系,這也堅定了我寫作的信念。既然不認字也可以妙語連珠,可以說很有邏輯的話,那么我只認識幾百個字,又是來自農村的青年,剛開始就不要寫小說了,學著寫話劇吧。當然這是我半認真、半開玩笑的說法,后來我在部隊里還是慢慢地開始學文化,多認識了一些字。總而言之,我始終認為話劇就是寫對話,把對話寫好,話劇就站起來了,對話寫不好就可能是別的劇。

 

  對于中國的小說家來講,跟話劇有一種天然的內在聯系,因為中國古典文學、古典小說的看家本領就是白描,沒有像西方文學那么多的心理描寫,也沒有什么意識流的描寫,當然有夢境的描寫,我們更多的依靠人物語言、動作、行為來塑造人物的性格,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所以,我想中國的小說家同西方小說家相比,寫話劇更沒有障礙,也更容易轉行。當然,我一直在寫小說,但關于話劇的夢想、想成為劇作家的夢想,一直沒有破滅。

  1996年后,我開始學習寫話劇,先寫《霸王別姬》,后來又跟北京人藝合作寫了《我們的荊軻》,現在回頭來看,有一些感受,更多的是遺憾。2019年,我跟北京師范大學的幾位同事,第二次來到英國莎士比亞的故鄉,那天下著很大的雨,但是來到莎士比亞舊居參觀的人絡繹不絕,跟我上次來的感受一樣。來到英國的人如果沒有去過莎士比亞的故鄉,仿佛是一個巨大的缺憾,不管是怎樣的惡劣天氣,都有人前來瞻仰。在這樣一個地方,我對同行說,我要用后半生的時間,努力地完成從小說家到劇作家的轉變,我希望我努力的創作會使人們對我的稱呼加上一個定語,就是“他是一個劇作家”,或者“他是一個寫劇本的人”。這就會讓我感覺到此生非常圓滿。

  所以,我今年一直在構思幾個劇本,我想我的劇本未必能夠適合北京人藝搬上舞臺,未必能夠在別的劇院搬上舞臺,但是我想還是要寫出來,寫出來自我欣賞也可以。我想好的話劇劇本應該是一個文學作品,即便不搬上舞臺,純粹的閱讀,也會對讀者帶來很多的藝術享受,因為話劇是語言的藝術,話劇是文學,然后話劇才是表演的藝術。

 

一條“游動的大鯨”

 

陳 彥

中國作協副主席

中國劇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

 

  在我的印象當中,北京人藝就是游動在深海中的一條大鯨,從容而淡定,悠游而自信,無論戲劇文學、演劇風格還是豐富多彩的戲劇美學探索,都呈現出既有異峰突起,又有高度綜合性的整體勃發態勢。70年過去,水盆顯影一般地愈發清晰起來,劇院始終善于在歷史中勘探現實需求,也善于在現實中整體把握歷史的脈動與朝向,并能從人類的演劇創作結晶中汲取廣普的美學與精神營養,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價值追求與生命樣貌形塑。

  回溯北京人藝的70年歷史,那些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始終在思考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人民的生死存亡和幸福安康問題。這是一個大劇院的文化自覺,也是一個大劇院的歷史擔當。我覺得,一個劇院如果沒有一批有大格局、大情懷、大擔當的人是走不遠的,小情小調、風花雪月、追風逐浪固然需要,但大劇院就應該像巨鯨一樣面對大海,應該有更大的吞吐量、更長遠的目光,否則就立不住腳,甚至會搖頭晃腦,不知所向。

  戲劇不能不關注現實,這是人類戲劇史已經反復告訴我們的經驗。我們生活在現實當中,作為戲劇人,如果在屬于自己的舞臺上發不出聲音,就必然會被歷史所淘汰、被時代所遺棄。所有的藝術門類都在努力向現實推進,作為反映時代最靈動、最具有生命活性的戲劇藝術自然應該有更深廣的視角去努力“破鏡”,并用多維的美學與紀實手段對現實進行更有力的“洞穿”。

  北京人藝70年的演劇經驗告訴我們,關注現實、關注當下是劇院的生命線,這里有英雄史詩的抒寫,有普通人命運情感的真誠表達,有波瀾壯闊的時代演進圖譜,也有洞幽發微的個人生命困境窘態。戲劇不關注現實,現實就不會關注戲劇,戲劇永遠是現實最親密的朋友,這是群體觀劇樣式所決定的一種關乎情感共鳴與生存樣態的直接互動,不可須臾或缺。戲劇也是歷史的自然擔責者,自誕生之日起就在講述上下四方、古往今來的歷史,它有巨大的概括力、隱喻力與縱深性,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荷載歷史道義的“鐵肩膀”之一。

  北京人藝70年創作演出了無數的歷史題材作品,對中華民族的燦爛文明有著大河星月一般的開闊講述,如顆顆珍珠鑲嵌在源遠流長的星辰河海當中,驀然回首,令人感慨與驚嘆。時至今日,我們更有信心、有能力講好自己的歷史故事,無論從傳統、經驗還是觀賞習慣等方面,戲劇都有對大歷史與民間社會生活的獨到詮釋、傳播力與話語力。我們有五千年文明史,因而我們就有更大的責任去做好接續工作,使之永遠涌流下去。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還應該充分打開歷史劇的創作空間、傳播空間、認知空間,讓它成為講好中國故事、弘揚好中華文明的主陣地。

  話劇是世界戲劇的一個門類,傳播到中國也就100多年的歷史,在這100多年中,以北京人藝老院長、也是中國劇協原主席曹禺先生為代表的無數智者、先賢與中堅力量,用他們的創造性勞動實現了這門藝術的民族化轉換,以及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今天,雖已然成為蔚為大觀的藝術寶庫,我們仍應該保持這門藝術的開放性,向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學習借鑒,要讓中國觀眾看到世界戲劇的精華與新成果,從而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并促進交流互鑒。在這個方面,北京人藝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窗口。

  戲劇是積累的藝術,是可以反復打磨提升的藝術,是可以通過表演實現永生的藝術,一次性完成的作品總是會留下諸多遺憾,而戲劇可以通過一而再、再而三地“復活”彌補任何先天不足,從而實現真正的經典化。戲劇故事大多充滿了結構的嚴密性、完整性,以及細節的豐富性、生動性,這都與它的動態存活方式有巨大關系,于一次次的再現中,無數的藝術家和與他們產生生命互動的觀眾不斷地貢獻著聰明才智,才讓故事更加美好、風格更加鮮明、人物更加傳神、思想更加睿智。因此,戲劇的反復上演是繼承與淘汰這門藝術的試金石,自有一代一代偉大的觀眾來檢驗作品的成敗優劣。北京人藝定期讓一批批優秀的作品輪番上演,并不斷地推出新作,其本身就是一種規律性的生存演進。及時提升是打撈,也是重生,更是完成文化不動產的積淀過程。

  而“狗熊掰玉米棒子”似的掰一個落一個的生產方式,是典型的戲劇藝術政績工程,值得高度警惕。劇院是劇作家的精神歸宿,愛劇院就是愛我們活生生的自己。我曾多年在劇院工作,最享受的姿態就是坐在最后一排靜靜地看觀眾反應,我在千人劇場體悟到了民眾聚合的力量,更能感受到一個時代集體的精神訴求與質地,劇院可不是一個可以隨便兜售雜貨的地方,它就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圣殿,我們可能難以增添有恒久價值的建構,可也不要成為敗壞或倒觀眾胃口的那個“助產士”。

  我心中的北京人藝是群星燦爛的星空,也是一頭汪洋中的大鯨。不需要抓耳撓腮,不需要輕佻浮躁,也不需要過度包裝,目標篤定,勇毅地游向無窮的遠方,游向中華民族和世界戲劇的縱深海洋。

 

一座檢驗所、伊甸園、名人堂

 

劉 恒

中國文聯副主席、著名作家

 

  一座劇院在70年的時間里,能夠走到這一步,我覺得在中國文化界絕無僅有,北京人藝的地位和取得的輝煌成就,以及未來的發展前景,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而且會給我們帶來極大的文化上的享受。

  我是劇院的受惠者,在此向施惠于我的劇院表達感恩之情,我的不成熟的文字經過偉大的劇院和偉大的藝術家的創造,在觀眾那里產生了超出我個人預料的好的反饋,我那些干巴巴的在紙上趴著的文字,經過你們的表演活躍起來,變得有血有肉,變得生動,變得意味深長,我要深深地表達衷心的謝意。

  如果說作家和劇院的關系,在我的心目中,可能有三個象征性的比喻:

  一是,我把劇院視為我的語言檢驗所。當我在紙上用臺詞來刻畫人物的時候,實際上是我自己在代替那個人物發出聲音,用它說的話表達一些我認為有價值的內容。但是,這個在紙上的時候沒有聲音,只有到了劇院之后,通過不同的演員、通過不同的角色才能發出聲音,有的是我所期待的,有的完全超出我的期待,所以,我把它作為我的語言的檢驗所,我的語言創造最后達到什么結果,主要是訴諸聽覺。我覺得,在劇院里,視覺都是次要的,聽覺極其重要,哪怕坐在最后一排,看不清演員的臉、看不清他們具體的身型,但是他的臺詞我能聽清楚,我通過我的聽覺來接觸這個人物的內心、接觸他的靈魂。在劇院,這種享受是其他地方得不到的,所以我把劇院當作我文字語言創造的一個檢驗所,它會給我們一些出乎意料的答案,讓我來修正自己的創作。

     二是,我把劇院比作我的伊甸園。可能有點洋氣,按照中國的說法,說成世外桃源也可以。我自己的創作像一顆種子一樣,在伊甸園里培育、發芽、成長、結果,而且也有春夏秋冬,如果我的比喻恰當的話,我覺得每一場演出都是這個種子的一次輪回。在劇目開幕的時候,它被播種下去,而當落幕的時候,果實已經呈現給觀眾了,所以每次演出都是一次成長的過程,這個感覺非常幸福,我創造了一顆種子,這顆種子是不死的,而且是可以被反復利用的,我覺得這個只有在伊甸園里、在世外桃源里才能發生,在真實的生活當中不可能發生,所以這個對創作者是極大的回報和鼓舞,對于我來說是非常大的激勵。可惜我才華有限,不能創作更多的作品,希望我日后還能寫出讓觀眾滿意的作品,希望我在伊甸園里多準備幾顆種子,讓它不停地繁殖、收獲。

  三是,一座偉大的劇院就是一座名人堂。如果我們的創作能夠達到一定的水準,有它值得信賴的一個深度,而且有持久的生命力,在這種情況下,創作者的名字就會在這個名人堂的角落里占有一個位置。我創作的作品雖然微不足道,但是我期待著偉大的演員、偉大的導演,偉大的管理者、制作者,偉大的舞臺的各個行業的工作者,他們的培育能讓我的作品在歷史上留下一個深刻的痕跡。在這個銘刻的過程當中,自己的身影也會在這個名人堂的角落里閃現,這對于我來說是非常大的鼓舞。我希望自己以后還能寫出更好的作品,在這個名人堂里,給我留一個位置,哪怕像一粒灰塵一樣,我也要在名人堂里“賴”下去,享受它帶給我的幸福感。

 

有了這個底色,

揚起的不會是浮塵

 

何冀平

北京人藝榮譽編劇、著名劇作家

 

  說到作家和劇院的關系,我很想說的是,我就是北京人藝栽培出來的編劇。我20多歲的時候,還在工廠里當工人,和幾位來到基層的專業藝術工作者,寫了一個描述工人的劇本《淬火之歌》,后來是北京人藝的趙起揚書記說讓我到劇院做編劇。但那個時候正是1978年恢復高考,我想上大學,人藝沒有阻攔我。在上大學的4年中,北京人藝也沒有忘記我,后來把我從中央戲劇學院接到劇院來,在6年當中上演了我寫的兩部戲,真的是很難得的。

  我是被北京人藝“慣”著長大的編劇,后來再也沒有哪個單位這樣“慣”著我。在北京人藝做編劇,我很幸運,我和劇院中的多位大家相遇相識,受到他們的親授,要說到的人很多,這里我只說兩個人。一位是我們的老院長曹禺先生,當時他在生病,看完《天下第一樓》的劇本,他特意從醫院回家,坐在我和夏淳、顧威兩位導演的面前,很興奮地談著他對劇本的看法,我們從下午一直談到晚上,說了將近4個小時。我是個很發怵別人提意見的作者,但是曹禺先生本身是編劇,他了解編劇和編劇筆下的人物,他的每一句話都落在點上,也不掩飾情感,他為《天下第一樓》寫了一首長詩,表示祝賀。他曾經意味深長地對我說,寫戲是辛苦的,要堅持下去。

    還有一位是于是之先生,當時我們創作組的組長。我不太會與人相處,和于老師接觸,只是談劇本,對于我正在寫的劇本,他心里是著急的,但是從來不催,也不問,從他的表情當中能看到迫切。收到劇本后,他絕不輕易提意見,更不會動筆桿,而是用鉛筆把意見寫在劇本上,表示作者隨時可以涂掉。《天下第一樓》首演,于是之先生寫了一篇文章《賀何冀平》,里面的最后一句話是,“感謝劇作家,這些用筆支撐著劇院的人”。

  北京人藝的“尊重”千金難買,幾十年過去了,我總記得,此生也不會忘記,藝術家們是人藝的支柱、良心,我從他們身上學到的是做人的道理,無論我走到哪兒、寫什么,這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有了人藝給我打的這個底色,揚起的不會是浮塵。

  多數人提起北京人藝就會說“北京味兒”,我覺得不準確,應該是那種北京人的謙遜有禮、謙和周到、講禮數的人品,這些文化在,人藝就在;沒有這些,人藝就消失了。曾經的那一代人差不多都走了,他們我都接觸過,但是誰也沒有跟我說過“要照著人藝的路子走”這樣的話,但是只要他們在,我們心里的火就不會熄滅。感謝劇院幫我用筆記下人生的刻痕、注入生命,讓作品永久留在舞臺上。

 

我是劇院的孩子

 

萬 方

曹禺之女、著名劇作家

 

  我既是編劇,或者說是作家,此外還有一個身份,我是北京人藝的孩子。2020年,我寫過一本回憶我爸爸媽媽的書《你和我》,有一段專門談到我爸爸和北京人藝的關系,以及他對于北京人藝的愛,其中還說到我自己,我覺得一個生命的孕育不光在母親的子宮里,還有另外的多次孕育,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在北京人藝,就是在首都劇場。

  很榮幸,我的第一個話劇劇本《有一種毒藥》是由任鳴導演執導的,印象特別深的就是這部劇首演那一天,我開車到劇院的路上,特別地激動,那時候我爸爸早不在了,我一邊開車、一邊在心里跟他說,“爸爸,我的戲要在人藝演出了。”我從一個孩子到進入北京人藝創作者行列,是我這一生都難以忘懷的時刻。

    我的話劇劇本《關系》也是任鳴先生執導的,本來這次北京人藝建院70周年之際還要演出這部劇,可惜因為疫情原因沒有演成。但是,《關系》這部劇給我更深的一種體會——不光是劇本和演出當中展現的兩性關系等,還有編劇與觀眾的關系。這部劇在北京人藝的小劇場演出,舞臺的三面有觀眾,我坐在最靠邊的地方,我在看觀眾,觀察觀眾的一舉一動。其實觀察觀眾對于一位編劇來說是非常大的滋養,你能夠感覺到觀眾的喜樂、情緒,以及他們對劇本、對舞臺上人性的表達有著什么樣的反應。

  我爸爸寫的《雷雨》,上世紀50年代起在北京人藝排演。從那時起很長一個階段,戲劇都是以現實主義的形式呈現的。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近些年來,不僅僅在北京人藝的舞臺上,在整個中國戲劇的舞臺上,觀眾都看到了各種各樣風格的表達和多樣化呈現的戲劇形式。作為一個寫小說的、劇本編劇,我覺得戲劇的自由、文學表達的自由,在于一種深層次的融合,戲劇變得越來越自由,戲劇的呈現方式也變得越來越自由。在首都劇場邀請展中,我看到了很多文學作品改編的戲劇,契訶夫的《安魂曲》、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等,這些都是戲劇和文學融合的一種極有價值的、帶有強烈戲劇魅力、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的作品。

  作為北京人藝的孩子,我長大了,成為編劇。面對70歲的北京人藝,我有一個感受,一座劇院越老就越年輕,因為我們在舞臺上看到了更多的新面孔。從《雷雨》說起,我看到過很多版本,去年又有新的《雷雨》(濮存昕導演),還有了新的《日出》(馮遠征導演),祝愿北京人藝越老越年輕,希望自己以后能夠繼續在北京人藝的創作者行列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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